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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以確定的“確定性” ——析維特根斯坦哲學生涯的一個內在悖論
        2021年10月27日 16:58 來源:《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作者:劉清平 字號
        2021年10月27日 16:58
        來源:《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作者:劉清平
        關鍵詞:維特根斯坦/確定性/邏輯必然性

        內容摘要:

        關鍵詞:維特根斯坦/確定性/邏輯必然性

        作者簡介:

        “Certainty” That Is Hard to Be Certain:An Inner Paradox in Wittgenstein’s Philosophical Career

         

          作者簡介:劉清平,男,廣東和平人,博士,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和武漢傳媒學院人文學院教授,上海 200433,研究方向:中西文化比較、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湖北 武漢 430205

          原發信息:《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0212期

          內容提要:認知維度上的確定性是西方哲學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維特根斯坦哲學生涯中始終關注的焦點之一。他在前期《邏輯哲學論》里把確定性歸結為“邏輯必然性”,在后期《哲學研究》里卻憑借“家族相似”的理念彰顯不確定性,在晚年的《論確定性》里又試圖從“生活形式”以及實踐行為中尋找確定性的根基,相關見解經歷了復雜曲折而頗有意義的演變發展,但最終還是沒能走出這座理論迷宮。只有將確定性與人們的認知需要和非認知需要關聯起來,我們才能結合現實生活的價值內容,揭開這道難題的謎底。

          關鍵詞:維特根斯坦/確定性/邏輯必然性/家族相似/生活形式

         

          維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去世前用一年多的時間寫下了一些評述札記,去世后以《論確定性》(又譯《論確實性》)的書名出版了。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他只是臨終前才想到了這個問題。毋寧說,在《邏輯哲學論》和《哲學研究》里,他一直在思索認知維度上的確定性,并從不同視角提出了某些很不相同的見解。本文試圖圍繞這三部著作進行一些批判性的分析①,在指出維特根斯坦的原創性貢獻的同時,揭示貫穿于他的哲學生涯的一個內在悖論。

          一、基于邏輯必然性的確定性

          由于西方主流哲學從古希臘起就確立了“認知理性”精神,怎樣在認知活動中獲得“確定性”(certainty)的真理知識,一直是眾多哲學家們關注的重要問題,維特根斯坦也不例外?;蛟S由于德語里的“確定性”(Gewissheit)原本就和“認知”(wissen)直接相關,《邏輯哲學論》已經把這個問題與描述事實的理性認知聯系起來了:“命題必須用‘是’或‘否’確認現實”[1]4.023;“只是在缺乏確定性的時候——也就是我們不是完全了解事實,只知道某些有關它的形式的東西的時候,我們才需要概率”[1]5.156。但值得注意的是,與這部前期代表作的書名一致,此時的維特根斯坦更偏重從思維和語言的邏輯同一視角考察認知確定性,甚至流露出用邏輯推理的確定性壓倒事實因果的確定性的扭曲意向。

          在開篇指出命題是世界的圖像,因而按照是否符合事實的標準具有真假之分的過程中,維特根斯坦引入了“邏輯”的概念,并特意強調它不是“偶然”的:“邏輯中沒有偶然的東西”[1]2.012。在把關注點從命題符合事實的一面轉向了命題邏輯結構的一面后,他推崇“邏輯必然性”、貶低“因果必然性”的論述就更多了:“相信因果聯系就是迷信”[1]5.1361;“知識與被認知東西的關聯是邏輯必然性的關聯”[1]5.1362;“不存在因為某件事發生導致另一件事發生的必然性。只有邏輯的必然性”[1]6.37。換言之,在他看來,有關事實的正確知識只有思維和語言在內在同一中嚴格遵循的邏輯必然性,不會涉及事實本身的因果必然性,因為后一種必然性根本不存在。

          將“認知”與“必然”關聯起來的意向,能夠追溯到古希臘哲學的“邏各斯”(logos)概念那里[7]。它同時包含了“世界的運行規律”和“思維的邏輯法則”雙重語義,從而折射出“一定如此、不可能不如此”的必然性對于人類認知遠比“可能如此、也可能不如此”的偶然性更為重要的決定性意義:只有既揭示了世界必然規律,又遵循著邏輯必然法則的正確認知,才能讓人們確定地了解各種事實的本來面目,充分滿足人們不僅探索“真相”,而且追求“清晰”的認知需要。當然,嚴格說來,“必然性”和“確定性”、“偶然性”和“不確定性”雖然有著相通的語義,但同時也存在微妙的差異:“確定性”和“不確定性”分別指認知在描述事實時呈現的“一定如此、不可能不如此”和“可能如此、也可能不如此”的狀態,因而與“必然性”和“偶然性”分別指事實自身在與認知發生關聯時呈現的“一定如此、不可能不如此”和“可能如此、也可能不如此”的狀態有所不同。但撇開這點區別不談,西方哲學主要就是通過強調真理知識與世界和邏輯的雙重必然之間的密切關聯,才確立了“認知一理性”的精神,并將它直接運用到了確定性的問題上:只有運用理性能力,通過邏輯推理獲得的有關事物必然規律的確定性真理知識,才有積極的價值;否則,無論缺少了哪方面的必然性——或是以不合邏輯的不清晰方式表述的有關必然規律的知識,或是以符合邏輯的清晰方式表述的有關偶然現象的知識,從認知理性精神的視角看都是有嚴重缺陷的。

          將維特根斯坦的見解放在這種背景下來考察,我們就能看出與眾不同之處了:他不僅將在“邏各斯”中融為一體的邏輯必然性與因果必然性分開了,而且還把前者凌駕于后者之上,試圖憑借前者否定后者。正是依據這種劍走偏鋒的意向,他闡發了前期哲學的一個核心理念——“思維和語言的邏輯同一”,據此主張人們能夠在不同字詞語句的認知性意思之間,建立起符合邏輯必然性的語義關聯,亦即以一定如此、不可能不如此的方式,從某些語義中演繹出另一些語義。在他看來,思維和語言只有在服從這種邏輯必然性的基礎上,才有高度的確定性:“我們不能思維任何非邏輯的東西”[1]3.0.;“凡是能夠思維的東西都能清楚地思維,凡是能夠言說的東西都能清楚地言說”[1]4.116[8]。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在為《邏輯哲學論》撰寫的“導論”里,充分肯定了維特根斯坦的這個理論貢獻:“他關注的是某種邏輯上完美的語言必須遵守的條件……是精確的符號體系的條件,亦即命題在這種體系中‘意指’某種十分明確的東西的條件?!盵1]2-3

          不過,如同其他思想家的情形一樣,維特根斯坦的這種原創性貢獻也伴生著內在的悖論:在憑借邏輯必然性壓倒了因果必然性后,他肯定的認知確定性勢必面臨著流為形式性空殼、缺少實質性內容的危險。這一點集中體現在他以混淆概念的方式將重言式的“無條件真”、非邏輯命題的“可能真”和自相矛盾的“不可能真”放在一起比較后得出的結論中:“重言式的真是確定的,命題的真是可能的,自相矛盾的真是不可能的(確定的、可能的、不可能的:這里我們就有了我們在概率論里需要的等級標示了)?!盵1]4.464“邏輯的一般有效性可以叫作本質的,它與像‘人皆有死’命題這樣偶然的一般有效性是相反的?!盵1]6.1232

          顯然,維特根斯坦在此忽視了一個關鍵點:重言式的“無條件真”和自相矛盾的“不可能真”是沒法與非邏輯命題的“可能真”相提并論的,因為假如重言式和自相矛盾真像他說的那樣“什么都沒說”,那么它們就談不上非邏輯命題會在“符合事實”(說了些什么)的意思上出現的“真假”問題了。由于這個緣故,他進一步把重言式的“真”說成是無條件確定的,以及把自相矛盾的“真”說成是不可能確定的,反倒把非邏輯命題的“真”說成是可能確定的,就有點牛頭不對馬嘴了,因為前兩者的確定性與其說是圍繞“符合事實”意思上的“真”說的,不如說是圍繞“符合邏輯”意思上的“明”(清楚明晰)說的:由于重言式就是同義反復,它們的語義關聯當然是無條件清楚明晰的(哪怕它們在符合事實的意思上是假的);由于自相矛盾是把意思相反或語義抵觸的字詞語句直接結合起來,它們的語義關聯當然是不可能清楚明晰的(哪怕它們在符合事實的意思上是真的)[9]。維特根斯坦主張“先天確定的東西總是證明了是某種純邏輯的東西”[1]6.3211,在這個意思上也能勉強成立:沒有事實內容、只是“先天”確定的東西,注定了是抽象形式的純邏輯東西。但如前所述,即便在西方主流哲學的語境里,包括在《邏輯哲學論》開篇討論“符合事實”的“真假”標準的語境里,我們也沒有理由把認知確定性單純歸結為邏輯必然性的先天形式,卻抽去了為之奠基的因果必然性的事實內容,不然的話就會造成反客為主的嚴重謬誤了。

          例如,維特根斯坦舉過一個“什么都沒說”的重言式:“如果我知道天或者在下雨或者不在下雨,我對天氣就一無所知?!盵1]4.461然而,第一,它并非“什么都沒說”,而是試圖描述天是不是在下雨的狀態;第二,雖然它在邏輯上是“無條件明”的,卻不像他說的那樣是事實上“無條件真”的,相反還由于將兩種相反的情況以析取的方式直接擺出來,讓人無法確認天到底是不是在下雨,也就是讓人“對天氣一無所知”。就此而言,它與“天或者在下棋或者不在下棋”的重言式以及“人皆不死,張三是人,因此張三不死”的演繹推理其實是類似的,盡管在“符合邏輯”的維度上具有清楚明晰的形式確定性,但在“符合事實”的維度上并不具有描述真相的實質確定性,結果是讓人在邏輯上清楚明晰的同時,又在認知上莫名其妙;唯一的區別僅僅在于,后兩個命題和推理由于遮蔽了事實真相,是比“天或者在下雨或者不在下雨”的廢話更加扭曲的假話。

          從這里看,前期維特根斯坦對確定性的探討已經陷進了自?。核鞠胱非竽撤N超出經驗歸納的感性層面,能在邏輯演繹的理性層面確?!耙欢ㄈ绱恕钡男问酱_定性,卻由于否定了事實存在的因果必然性,要么落入了“或者這樣、或者那樣”的實質不確定,要么落入了貌似“一定如此”,卻扭曲了真相的虛假確定性,背離了認知理性精神追求符合事實的真理知識的初衷。如前所述,《邏輯哲學論》首先強調了命題的真假取決于它們是否如實描述事實自身;論題5.156甚至承認,“確定性”在于“完全了解事實”,不在于“只知道有關它的形式的某些東西”。既然如此,我們怎么可以在抽空了有關事實的因果必然性的實質內容后,單向度地夸大語義關聯的邏輯必然性對于認知確定性的決定作用呢?

          其實,如果我們像前期維特根斯坦那樣肯定了“名稱”具有意指事實的認知描述功能,那么按照邏輯必然性勢必得出下面的結論:只有因果必然性才能為包括邏輯必然性在內的認知確定性奠定不可或缺的基礎。理由很簡單,既然字詞語句的語義內涵總是與它們對事實的描述直接相關,它們之間的語義關聯當然也只能建立在事實之間互動關聯的基礎上,卻不可能憑空產生或先天確定。換句話說,只有在事實之間的因果關聯具有必然性的前提下,字詞語句的語義關聯才能具有符合事實的實質確定性以及符合邏輯的形式必然性。因此,對于認知確定性來說,事實之間的因果必然性總是占據著主導地位,語義關聯的邏輯必然性只有在因果必然性的基礎上,才能成為有積極價值的確定性因素,否則就會淪為像“天或者在下雨或者不在下雨”這種雖然“無條件明”,卻又匱乏“確定性真”的稀里糊涂了。例如,“剛下了雨,那條土路一定很泥濘”的經驗推測,就是依據事實之間因果關聯的必然性,在“下雨”—“土路”—“泥濘”這些術語之間建立了具有邏輯必然性的語義關聯。再如,“人皆有死,張三是人,因此張三有死”的演繹推理,也是因為大小前提如實描述了事實真相的緣故,才與“人皆不死,張三是人,因此張三不死”的演繹推理形成了強烈對照。表面上看,第一個經驗推測由于因果必然關聯的有條件性(某些土路質量好,下雨后也可能不泥濘),似乎缺少像第二個演繹推理那樣無條件的邏輯必然性和認知確定性。但我們在承認這一點的同時,不要忘記另外一點:第二個演繹推理的邏輯必然性,依然建立在大前提“人皆有死”的不完全歸納上(雖然這個前提同時也有人體生理規律的強有力支撐)。更重要的是,盡管都存在不夠“絕對”的缺陷,這兩個相對清晰地描述了事實真相的邏輯推理,在認知確定性的程度上仍然無可比擬地超越了“金山是金子堆成的山”的重言式,因為后者雖然是邏輯上的“無條件明”,卻又在涉及自然界事實的維度上,屬于“不可能真”的夢幻泡影。

          就此而言,維特根斯坦一方面憑借邏輯必然性否定了因果必然性,另一方面又以混淆概念的方式把重言式的“無條件明”說成是“無條件真”,這種雙重謬誤就決定了他有關確定性的前期理念不可能是真正確定的。畢竟,假如像他斷言的那樣,“整個現代世界觀的基礎是一種幻覺:所謂自然規律就是自然現象的解釋”[1]6.371,自然科學也就只能滿足于描述種種隨機變異、無從捉摸、可能這樣、也可能那樣的偶然現象了,即便繪制出了世界的圖像,也不會具有認知確定性。既然如此,像他那樣探究真值命題在思維和語言的內在同一中具有的邏輯結構,豈非從一開始就注定了是不可能取得積極成果的徒勞之舉嗎?

          值得指出的是,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里承認了《邏輯哲學論》的“嚴重謬誤”,并對上述見解進行了反思批判。在談到“‘不準確’實際上是一種責備,‘準確’是一種贊揚”的時候,他這樣自問自答:“這些思考讓我們面臨一個問題:邏輯是以什么方式成為崇高的呢?……邏輯似乎位于所有科學的根基處。因為邏輯探究一切事物的本質。它努力尋找事物的根基,不關心事情實際上是怎樣發生的?!盵2]§§88-89在談到《邏輯哲學論》的論題5.5563時,他又說:“思維的本質即邏輯呈現出某種秩序:世界的先天秩序,也就是世界和思維共同擁有的可能性秩序……它不允許任何經驗的模糊性或不確定性?!盵2]§97這些反思批判從一個角度表明,他的后期哲學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前期哲學將思維和語言的認知確定性僅僅歸結為邏輯必然性的片面看法。

          二、基于家族相似的不確定性

          人們往往把維特根斯坦從《邏輯哲學論》到《哲學研究》的轉型說成是從關注邏輯語言演變成關注日常語言;其實,這一轉型的更深刻實質在于:從關注認知性的事實描述語言,演變成關注意志性的價值訴求語言。正是在討論命令、演戲、說笑、致謝、祈禱這些被前期哲學認為是“無意思”語句的過程中,他考察了“語言游戲”的“語意即語用”特征及其在非認知維度上與“生活形式”的關聯,試圖糾正前期哲學片面強調思維和語言的認知性邏輯同一的“嚴重謬誤”,從而擴展了語言哲學的視野。但問題在于,在提出這些原創性理念的同時,他又憑借“家族相似”的理念,否定了字詞語句描述事實真相的認知確定性功能,結果在撥亂反正的時候用力過猛,走向了不劃邊界、怎樣都行的相對主義,幾乎讓“語言游戲”變成了匱乏確定性的“文字游戲”。

          實際上,“語意即語用”的理念強調了字詞語句在日常語境里豐富多變的語義內涵,尤其指出了它們在與非認知需要以及實踐行為形成關聯時的多樣化功用,因此比前期哲學聚焦于字詞語句在真值命題中描述事實的單一性效應更為全面深刻。例如,在分析建筑工人呼喊“石板”時,維特根斯坦就不再單純關注它指代石板的認知性意思,而是轉而關注它表達的非認知意欲——“我想要你遞給我一塊石板”,認為同一個詞在不同語境里會因為功用不同具有不同的語意:“字詞的意思就是它在語言中的運用”[2]§43;“要把語句看成一種工具,把它的含意看成是它的應用”[2]§421。正是從這種見解出發,他指出語言是一種“家族相似”的“游戲”,與“生活形式”息息相關,因而我們也無法脫離非認知的意向愿望和實踐行為,孤立抽象地理解日常語言:“語言游戲”是由“語言和行為”交織而成的[2]§7;“想象一種語言就意味著想象一種生活形式”[2]§19。

          可是,維特根斯坦并沒有沿著這條思路走下去,深入探討日常語言如何表達非認知意欲、發揮實踐性功用的機制,卻滿足于點到為止地評述某些語言現象,停留在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層面上。更嚴重的是,大概出于想與前期哲學劃清界線的急切考慮,他還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字詞語句“給對象命名”或“實指界定”的描述功用,認為在“水”或“救命”的呼喊中,“沒有詢問事物名稱這樣的事”[2]§27,結果從一種片面性走向了另一種片面性,沒有看到“實指界定”其實也是“語意即語用”在認知維度上的表現:人們基于驚詫好奇的求知意欲,才會賦予各種字詞確定性地指代對象、描述事實(包括實踐行為和內心情緒等)的認知性意思和功用。同時,由于非認知價值只能以需要為中介而源自實然性事實,即便某些字詞在日常言談里主要被用來表達非認知意欲、發揮實踐性功用,它們也不會因此失去描述事實的認知性意思和功用,反倒還必須以這類認知性的語用為基礎,才能發揮出自己的非認知語用。

          拿“遞給我一塊石板”的命令來說,其中每個字詞可以說都有確定性地指代某個東西、動作、人物、數量的認知功能;其他人也只有從認知視角理解了它們的確定性描述含意后,才能理解這個語句在建筑工地的語境里具有的應然性訴求含意。否則,倘若命令者發布命令的時候在事實、邏輯以及語法的維度上充滿了不確定性,說的是“遞給我幾塊那啥啥”“既遞給我又別遞給我一塊石板”“一塊我遞給石板”,那么聆聽者就會如墮五里霧中,搞不清楚他說的是什么意思,更談不上將命令付諸實施了。在這方面,維特根斯坦的見解顯然不如同樣關注日常語言的英國哲學家奧斯汀(J.Austin)到位。后者在前期有關“記述話語”與“施為話語”的分類陷入困境后,提出了“言語行為理論”,主張任何言語行為都包含認知性“指事”、訴求性“行事”和實踐性“施效”三個不同的層面,雖然英年早逝未能深化,卻清晰地指認了所有語句普遍具有的認知性描述功能[10]。

          這樣從片面強調邏輯必然性的極端走向了片面否定認知確定性的極端后,維特根斯坦就通過“家族相似”的理念,犯下了否定日常語言具有確定性共同特征的謬誤。他先將字詞語句在不同語境里的多樣化語意功用與《邏輯哲學論》彰顯的單一性邏輯結構對立起來,強調“這種多樣化不是什么固定的、一勞永逸地給定的東西”[2]§23,然后就宣稱:我們沒法發現各種語言游戲作為語言的普遍本質,只能看到它們重合交叉的“相似之處、親緣關系”,因為它們總是處在模糊不清、沒有邊界的“家族相似”狀態[2]§§65-6。結果,與前期哲學全力倡導思想和語言的清楚明晰,甚至主張“說不清楚不如不說”的意向背道而馳,他在《哲學研究》里反復指出:“怎樣給游戲的概念劃界呢?什么可以算做游戲,什么就不再算了?你能給出一條邊界嗎?不能!”[2]§§68“人們會說‘游戲’概念是個邊緣模糊的概念?!:母拍钜菜愀拍顔??’……用清晰的圖像替代不清晰的圖像是不是總是有利的?我們經常需要的難道不正是不清晰的那張嗎?……我根本不想劃邊界?!盵2]§71,§76不錯,接下來他也承認日常語言要服從種種規則,但同時又認為,這些規則不像邏輯法則那樣嚴格精確;毋寧說,人們是一邊玩著游戲,一邊制定和改變規則的,只要這些規則能“在正常情況下”完成任務就行:“只要不妨礙你看到事情是怎樣的,你說什么都隨你的便?!茖W定義的搖擺性:今天被當成現象A的經驗性衍生物的東西,明天就會被用來定義‘A’了?!盵2]§§79-88于是,語言游戲的不確定性,就這樣通過家族相似的理念延伸到科學定義那里了。

          嚴格說來,“相似”概念并不像維特根斯坦說的那樣邊緣模糊、界線不清,因為它的原意是指若干事實之間既相同又相異,相同處和相異處還往往交織在一起的微妙關聯。所以,哪怕承認了各種語言游戲之間重合交叉的“家族相似”,我們也能通過進一步的辨析,具體說明它們是在哪些方面內在同一,又在哪些方面彼此有別的,相同與相異的邊界在什么地方,從而通過把握同一性中的多樣性和多樣性中的同一性,得到各種語言游戲何以維系“家族相似”的確定性知識,其中自然也包括所有語言游戲在哪些方面保持內在同一,因此都有理由叫作“語言游戲”的確定性知識。比方說,維特根斯坦強調的“語意即語用”及其與“生活形式”的關聯,明顯就是所有“語言游戲”在“家族相似”中普遍具有的共同本質??墒?,由于走極端地否定了認知確定性,他似乎滿足于東一榔頭西一棒子地就事論事,更喜歡拿著“家族相似”這個貌似哪里都能用,可又沒說出個所以然來的空洞標簽到處亂貼,卻就是不愿確定地指出各種語言游戲之間到底有哪些同中之異和異中之同,甚至也不愿圍繞“語意即語用”以及“生活形式”的理念展開深入分析,為人們提供一幅旨在描述日常語言共同本質的相對確定的認知性“圖像”。相反,如同他自己所說,他主要是在瑣碎繁雜、有時還不斷重復的感悟體驗和質疑猜測中,給出了一幅各種顏色相互融合、幾乎看不清輪廓的圖像,以致人們能夠照著它隨便畫出一個矩形、圓形或心形來:“隨便什么東西——因此也就等于沒有任何東西——都是正確的?!盵2]§77

          所以毫不奇怪,如果說前期維特根斯坦極力憑借邏輯必然性為內在同一的思維和語言劃出一條清晰界線的話,那么他在后期哲學中卻幾乎放棄了追求認知確定性的努力,即便提出了“語言游戲”“語意即語用”“生活形式”“家族相似”等理念,也是一個比一個含混不清。這當然不是說他失去了《邏輯哲學論》顯露出來的那種分析思辨和邏輯推理的高超能力,而毋寧說是他想要撥亂反正卻又矯枉過正的轉型意圖的表現;就連《哲學研究》想到哪兒說到哪兒的評述札記方式,也是由于類似的緣故才與《邏輯哲學論》的編號演繹方式形成了鮮明反差。從這里看,雖然“家族相似”理念在當今西方學界受到了比其他后期理念更高程度的重視[11],它本身卻是一個缺乏實質性內容的籠統概念,負面效應超出了它在彰顯語言游戲的多樣化和交叉性方面的正面價值。有鑒于此,我們自然也不應當以盲目崇拜的態度把它當成一個深奧的術語來把玩,卻忽視了它有可能把“語言游戲”變成“玩弄字眼”的相對主義弊端[12]。

          反諷的是,雖然《邏輯哲學論》把邏輯必然性與因果必然性分離開了,但在《哲學研究》里談到邏輯同一律的時候,維特根斯坦又像許多西方學者那樣,將“邏各斯”的雙重含意混同起來了,聲稱“‘一個東西與自身同一’——再也沒有比這更好的無用語句的例子了”[2]§216。從這里看,他或許尚未意識到,同一律的基本功能不在于指認每個東西都與自身保持同一,而在于要求人們在同一語境里維系每個概念的同一語義,以便讓它們表述的理性認知能夠具有清楚明晰的確定性。不然的話,假如邏輯同一律僅僅由于各種東西處在“家族相似”的重合交叉或運動變化中,沒法與自身始終保持同一的緣故就變成“無用”的,以致人們可以在思維和語言中隨意突破它的底線,混淆偷換各種概念的核心語義,那么用這些模糊不清、沒有邊界的概念表述出來的認知,就會在語言中淪為難以自洽的一團亂麻了。例如,維特根斯坦剛剛指出,“我們叫作‘命題’‘語言’的東西并沒有我想象的那種形式統一性,而是由或多或少彼此關聯的諸多結構形成的一個家族”[2]§108;緊接著又聲稱,“邏輯哲學絕不是以與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談論語句和字詞不同的方式談論它們的”[2]§108。在此他沒有察覺到,后一句話至少暗示了:無論各種語言游戲在“家族相似”中怎樣地多樣交叉,它們歸根結底還是擁有某種普遍邏輯結構或形式統一性,否則“邏輯哲學”怎么可能以與人們日常談論語句和字詞的同樣方式談論它們呢?這個例子似乎從一個角度表明:處在理論轉型中的維特根斯坦,內心深處有著某種難以消解的焦慮掙扎,一方面很想確立后期哲學旨在彰顯多樣化和交叉性的“家族相似”理念,另一方面又無法割舍前期哲學對于認知確定性特別是邏輯必然性的執著依戀。

          或許也是由于這種焦慮掙扎的深層效應,《哲學研究》雖然在討論語言游戲的時候放棄了符合理性邏輯的認知確定性,卻又在否定“私人語言”的語境里,花了不少篇幅考察感性體驗的認知確定性,集中分析了人們怎樣用像“疼痛”這樣的名稱描述身心感受的問題。這種理論興趣與維特根斯坦當時不怎么關注名稱如何以“實指界定”的方式指代石板這樣的外界事物形成了反差,表明他關心的描述對象已經從“物體位置”等轉向了“臉部表情、觸覺、情緒”的感性體驗,甚至承認了“命題……能夠成為信念、希望、期待等等的表述”[2]§24,§574。一方面,他肯定了私人感受對于主體自身的認知確定性,把它歸結為主體能夠確定性地指認自己“有”某種感受,如“說其他人懷疑我是不是感到痛,這是有含意的;但說我懷疑我是不是感到痛,就沒有含意了?!挥心悴拍苤?wissen)你是不是有那個意向?!诖恕馈馕吨淮_定性的表述是無含意的”[2]§§246-247。另一方面,他又強調人們是通過人際交流學會給自己的身心感受命名的,這樣做的目的主要又是為了讓其他人確定地知道自己的存在狀態包括身心體驗,消除他們可能產生的懷疑,所以才會在表述的時候,遵守人們在“生活形式”中通過習俗和訓練形成的語言游戲的公共規則[2]§§244-257。

          從認知確定性的角度看,這些見解體現了后期維特根斯坦的另一種特定意向:一方面承認語言給身心感受做出確定性命名的描述功能,并將這種確定性與指認身心感受的存在狀態聯結起來;另一方面又將這種描述功能嵌入到“生活形式”中,試圖將身心感受的認知確定性與語言游戲的多樣化規則統一起來,主張“我對某個人的感覺能像對任何事實一樣地確定?!_定性有不同的種類?!_定性的種類就是語言游戲的種類”[2]342。就此而言,這種意向不僅超出了前期哲學強調抽象形式的邏輯必然性和指向外物的認知確定性的片面狹隘,而且也超出了后期哲學“家族相似”理念的模糊籠統,至少沒有拿“疼痛、舒服、發癢、難受等身心體驗都屬于重合交叉的家族相似”的說法應付過去。尤其是他彰顯了語言及其規則的人際交流功能,更是肯定了認知確定性的重要意義:“人類的共享行為方式是我們解釋陌生語言的參照系?!绻覀冇^察陌生民族的通常行為,就會發現這些行為是可理解的,看起來‘合乎邏輯’?!盵2]§§206-207換句話說,語言游戲及其規則無論在其他方面怎樣地多樣易變、模糊不清,歸根結底還是要在認知維度上保持“合乎邏輯”的確定性,否則就會淪為只能被一個人理解和運用的私人語言,卻讓人之間的理解和交流變得不可能了。拿維特根斯坦舉的一個例子說,假如我用“布布布”的語句表達“天不下雨就去散步”的意思[2]§38,當然只會在莫名其妙的不確定中讓其他人覺得匪夷所思。雖然由于“家族相似”理念的影響作用,《哲學研究》沒有沿著這條思路進一步探索私人感受的語言命名和人之間的語言交流的認知確定性,他的這種意向卻在晚年的《論確定性》里得到了另辟蹊徑的綿延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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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劉清平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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